延安时期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及其主要特点

尚肖刚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形成了讲政治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建设理论为指导，密切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有效解决了党内存在的诸多影响党完成历史使命的政治问题，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深入考察和分析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并结合新的实际守正创新，有利于解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党面临的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我们这个拥有九千八百多万名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加团结统一。

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

　　延安时期，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为了更好地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逐渐形成并完善了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开展积极的党内斗争等思想。

　　（一）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一国三公”

　　党的一元化领导强调党“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这个领导“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求必须建立以党为核心的领导体制，反对“一国三公”。

　　第一，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早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确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对部队的统一领导；古田会议则进一步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延安时期，党对军队的领导权进一步加强。1937年8月，毛泽东在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命令中强调，红军在改编后必须保证党的领导,要为了党的路线和政策去斗争，成为共产党的党军。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强调共产党员不争夺个人兵权是必须的，但是必须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确保党对军队的指挥权，绝不容许枪反过来指挥党。

　　第二，坚持党对政府的领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党开始尝试进行政权建设，先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等地方政权。在政权组成问题上，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不必要求过多人数，只要坚持质量优先，就可以保证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党的领导“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

　　第三，坚持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1938年5月，毛泽东在为地方政府起草的布告中指出，凡是依据统一战线原则建立的一切组织及民间团体，都要予以保护并促进其发展，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参与斗争。1942年9月，党中央发布的建立一元化领导体制的决定指出，党要通过党员和党团对民众团体进行领导，既尊重民众团体的独立性，也有权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或解散该组织。毛泽东关于党和军队、政府、民间团体等其他组织之间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思想，有效指导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建设，维护了党中央权威。

　　此外，毛泽东高度重视促进党的领导科学化，主张通过不断改进领导方法以实现此目标。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等文章中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其核心思想主要是：其一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或者自己不喜欢的同志，既要会发布命令，也要团结干部，要注意并发扬干部、群众积极的一面。其二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条件调查搜集材料，对敌后抗战根据地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其三要善于倾听群众的正确意见，使群众了解党的政策，引导群众前进。

　　（二）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中央便开始探索建立报告制度，统一各级党组织的行动。但囿于诸多现实因素，制度并未建立起来。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汲取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并结合革命实际需要的基础上，形成了完善的报告制度思想，为党逐步确立请示报告制度提供了指导，有力遏止了地方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

　　毛泽东对请示报告制度的探索贯穿其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革命的全过程。1938年3月，毛泽东指示中央军委对所属各部的指导问题给予说明，强调各部对关于敌我双方位置、交战计划及情况等，“报告之电报应同时发给军委一份，使军委充分明了情况”。1941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回复谢觉哉来信中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例，强调政治党团要执行中央局决定、向中央局负责，大事必须得到中央局的批准。1943年2月，为改善国共关系，使各战略区按照党中央方针做事，毛泽东在统战工作指示中再次强调：“各区应本此方针，按具体情况执行，并报告我们”，特别是出现摩擦的时候，地方上不能擅作主张，要请示党中央再做决定。但是，由于缺乏正式制度的约束，党内不请示报告中央而擅自行动的现象时有出现，致使党多次遭受重大损失。例如，皖南事变中，项英就对党中央的正确方针贯彻不力，导致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为了杜绝此类现象，1948年1月，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以下简称《制度》）的党内指示，正式提出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制度》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每两个月向党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尤其是部队的负责人，除了要随时向中央报告作战方针外，也要坚持以两个月为周期，向党中央作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但是，该制度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在决定发布之初，部分地区党和军队负责人不以为意，仍有擅自更改党中央政策的行为，甚至将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弃置一旁，实行自认为正确的政策，整个过程中既不请示党中央，也不报告各地区的中央局。毛泽东对此多次提出严厉批评，领导党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等文件，要求全党必须贯彻执行。同时，毛泽东也注重听取地方意见，强调各根据地负责人“对于中央的领导工作，不论是内容和方法，如有批评，亦请提出”。于是，请示报告制度在全党确立下来，实现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决策科学化的双提升。

　　（三）开展积极的党内斗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在毛泽东看来，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是客观存在的，应当正确处理而不是回避。但是这些差异从其性质上来说仍属于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表现形式虽然复杂，仍属于非对抗性矛盾，却也有演变为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强调：“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党员、积极的革命分子都应该掌握它。因为党内不会没有矛盾，如果有了矛盾而没有掌握解决矛盾的“武器”——思想斗争，那么党的生命也会归于完结。

　　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有两个根源，一是社会根源，即“社会的阶级矛盾”；二是认识根源，即“新旧事物的矛盾”。延安时期，党内矛盾主要表现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等，对党的团结统一构成严峻挑战，是党内斗争的主要对象。首先，同主观主义作斗争。延安时期，主观主义主要表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主张强调政委制度，把它立于党之上，不重视思想领导，削弱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作用”，这种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视为金科玉律而忽视中国革命实际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工人阶级的大敌，也是人民和民族的大敌。而经验主义则过分重视经验的决定性作用，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因此，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实践中去，鼓励经验丰富的党员学习理论知识，提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其次，同宗派主义作斗争。延安时期，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党内的宗派主义，倾向对内的排他性，严重妨碍党的团结统一；一种是党外的宗派主义，排斥党外的一切，严重影响党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斗争。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与宗派主义作斗争，“只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战胜敌人”。最后，同分散主义作斗争。毛泽东认为，分散主义的产生源于党在长期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环境下而进行的长期游击战争，突出表现为“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这严重破坏了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并可能对革命利益产生巨大损害。为此，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利用较多时间进行商讨，同这种错误主义作斗争，将一切权力集中统一到中央或者中央的代表机关。

二、加强党性修养与锻炼，树立坚定的政治信仰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延安时期，面对党员干部党性不全或者没有党性的现状，毛泽东要求党员干部要懂得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大家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积极参加实践锻炼，在这个过程中提高党性修养，树立坚定的政治信仰。

　　（一）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坚定信仰不动摇

　　延安时期，由于出身的不同、文化水平的差异，党员干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不尽相同，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程度也存在差异，甚至滋生了“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这些错误思想是反科学、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党性应该表现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此，他主张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以坚定其政治信仰。

　　以党的干部教育为重点，纯洁政治信仰。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完成伟大而艰难的革命事业，必须增强党的干部的党性锻炼，使他们树立坚定、纯洁的政治信仰。1937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党的干部和领袖应该具备的性格和作风，强调干部和领袖不仅要从自身做起，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懂得并掌握之，坚定信仰；还要拥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备的政治远见和工作能力，不怕牺牲，愿意为民族解放、阶级斗争、党的工作努力奋斗。1941年3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党性问题非常重要，党的中级以上干部都进行自我检查，只有干部巩固了，党才能巩固。此外，毛泽东也极为重视党的后备干部培养。1939年3月6日，针对抗大分校教育计划问题，毛泽东强调必须重视政治教育，至少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重要地位。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干部教育如火如荼地展开，不仅纯洁了干部队伍的政治信仰，而且在全体党员中起到了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紧抓全体党员，加强党性修养与锻炼。共产党员的“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提高党性的目的在于团结全党全军，增强战斗力，更好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了使全体党员都能积极学习马列著作以提升党性，面对他们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党员干部“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民族历史遗产和当前运动的特点及规律等。为了满足学习竞赛需要，毛泽东亲自领导马列著作翻译工作，充实党员学习资料库。短短几年时间，先后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等著作，满足了党员干部对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的渴求，促进了其党性修养的提升和政治信仰的坚定。

　　（二）积极参与革命实践，夯实政治信仰根基

　　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阐述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性，要求党员干部既要坚持理论学习，在实践中磨炼自己的斗志、夯实自己的信仰根基。

　　在实践中夯实政治信仰根基。毛泽东强调，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目的在于创造新的理论，用以指导更好的实践。1937年，他接连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经典著作，用通俗易懂的话语阐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引导党员干部重视实践、积极参与实践。1938年10月后，日本将军事进攻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也开始实行积极反共的政策，党面临着严峻考验，尤其是经济考验。在这艰难的时刻，1939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生产动员大会上提出“自己动手”的口号，号召党员干部、军民一体克服暂时困难。1942年，党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动手开展大生产，解决经济困难。此外，毛泽东坚持在实践中同信仰不纯的思想、行为作斗争。1941年4月，毛泽东在为《农村调查》一书撰写的跋中指出，在党的任何时期，保持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纯洁性都是不可或缺的任务之一。部分党员经受不住诱惑，被资产阶级所侵蚀变质，在其头脑中滋生了资本主义思想，“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唯物主义、辩证法，但是党内许多同志却不宣传这两种东西，而大肆宣传或者任凭他人宣传错误思想，这不是真正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革命和生产的实践中，党员干部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也更加深刻理解了政治信仰的意义，从而用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革命斗争。

　　辩证看待革命中的顺境与逆境。毛泽东指出，革命斗争难免遭遇逆境，但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只要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就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取得最终的胜利。1945年2月，毛泽东在回忆王震率领部队南下前曾对他说，“第一条叫要看到光明，第二条叫要看到困难。要看到光明也要看到困难，这是辩证法，是矛盾的统一”。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指出，虽然目前反动势力占据一定优势，企图压倒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但是在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下，这种反动的逆流一定会被完全克服。毛泽东所倡导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得党员干部遇到困难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被暂时的困难所打倒，在与困难的较量中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三、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之所以被人民信仰，除了继承了中华民族光荣的工作作风之外，还因为“它的政治方向代表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愿”。这里的政治方向就是指政治路线。延安时期，毛泽东逐渐探索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做法，并通过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策略，保障政治路线的贯彻落实。

　　（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

　　能否正确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也关乎党能否进行全方位的政治建设。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在政治路线制定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加强自身政治建设。

　　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倡学习和总结党在历史上制定政治路线的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和预测革命发展趋势。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指导伟大革命运动的伟大政党，如果缺乏革命理论和历史知识，对实际运动了解不深入，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讨论目前的形势时指出，总结历史的经验，对犯过错误或者没有犯过错误的人都有教育意义，“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延安整风期间，为了更好帮助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思考政治路线，毛泽东还主持编写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党史文献。1942年3月30日，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将党的历史划分为三个具体阶段，分别从不同阶段党的斗争目标、打击对象、政治路线等进行了详细论述，成为全党研究党史、制定正确政治路线的重要依据。针对党内部分同志担心这样会让敌对势力有攻击之口实，毛泽东指出，必须毫无保留地揭发以前所犯的错误，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之，这样才能更慎重做好后来的工作。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把党在历史上走过的路搞清楚，纠正以往的错误，才能更好地认识今天的路线和政策，创造出适合今天的新的东西。

　　在毛泽东关于政治路线建设思想的指引下，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圆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关于建立全面抗战路线的建议，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1945年党的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克服了错误思想的影响。1948年4月，毛泽东出席晋绥干部会议时，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内容。这些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与实施，避免了党重蹈覆辙，从而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二）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离不开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配合。毛泽东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向全党阐述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并思考如何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成为毛泽东思考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对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了然于胸。第一，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推动革命取得胜利。1948年2月，毛泽东指示制定工商业政策时强调，党的一切行动的出发点、过程和落脚点，就是实行正确的政策，我们必须保证在政策上不犯错误，才能取得最终胜利。3月14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局等部门的批语中，要求领导同志不能自以为是，对政策和策略不甚关心，因为政策与策略观点不全面，永远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第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党领导群众的基本方式。毛泽东多次指出，我们必须认真、仔细、全面地研究群众斗争中的策略问题，这个问题和党内关系、宣传教育问题等关系着党的政治路线能否实现，因为“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1935年，在到达西昌县锅盖梁区时，毛泽东要求强渡大渡河先遣队要坚决执行并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建立良好关系，让彝族人民感受到党的友好。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依赖于党的干部，这是评价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1937年5月，毛泽东撰文阐述党的干部应该具备的素质和作风，要求他们要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来持续提升自身素质。1940年8月13日，在对野战军政工会议和晋察冀军区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要加强军队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的政策与策略教育，使其了解并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

　　此外，毛泽东还规定了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必须坚持的原则。第一，必须坚持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保证其正确性。毛泽东指出，政策只有在人民的实践经验中，才能验证其是否正确，以及其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第二，在区别的基础上制定、执行政策和策略。毛泽东强调，革命的政策和策略要跟着革命形势的改变而改变，必要的时候可以做出不伤害人民利益的积极妥协，从而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在此原则下制定出来的政策和策略既符合客观实际又兼具灵活性，便于党员干部理解和执行，对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实施起到了良好作用。

四、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延安时期，面对张国焘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行为，毛泽东重申关于“四个服从”的党的政治纪律，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为使党员干部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毛泽东要求从建立详细的党内法规、开展政治教育、建立民主监督体制等三方面着手，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一）建立详细的党内法规，统一和规范各级党组织的行为

　　政治纪律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因此，毛泽东强调：“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党内法规体系，从法律规范的高度约束党员干部的言行。

　　毛泽东注重党内法规建设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便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约束党员行为，古田会议也强调必须严格执行纪律，杜绝敷衍纪律的现象。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重申“四个服从”的政治纪律，要求“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对各级组织的职权范围、工作规则和纪律作了明确规定，为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1943年6月，毛泽东撰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将是否遵守政治纪律列为四条干部标准之一。1945年4月，他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强调党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必须把一切力量团结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原则之下。在毛泽东指导下，党中央及各部门先后制定了《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中央关于发表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指示的规定》《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等多项条例规范，逐渐统一了各级党组织在组织路线、宣传工作、干部工作等方面的行为，有效提高了党员干部服从中央、维护大局的意识。

　　在遵守政治纪律的主体方面，毛泽东要求覆盖全体党员干部。毛泽东指出，党内法规制定之后，全体党员干部就要毫无保留地遵守，这样才能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为。而且党的高级干部更要带头遵守，做到“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在处置违反党内法规的党员方面，毛泽东要求先对其进行教育，如若多次教育无果，党委再对其进行严肃处理，严重的要交付法律进行审判。此外，毛泽东还要求党必须对党员和领导的军队成员执行比平民更为严格的纪律，党员如果有贪赃枉法的行为，必须从重治罪。这样一体化的纪律约束规定对全党上下起到了有效震慑作用，统一和规范了各级党组织的行为。

　　（二）加强政治纪律教育，强化党员遵规守纪意识

　　毛泽东认为，部分党员干部之所以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其原因一是他们不清楚政治纪律的内涵，二是个别分子利用党员的无知售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从思想上强化和提高其遵守政治纪律的意识和自觉性。

　　坚持以政治纪律教育为先导。延安时期，毛泽东坚持从思想上入手分析党员干部违反政治纪律的原因以制定改正措施。1935年8月19日，针对部分党员要求和张国焘分裂党的行为作斗争，毛泽东强调同其作斗争是必须的，但就目前情况来说却是不合适的，现在应该坚持教育为主，引导其改正自己的错误。1945年5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结论中指出，要多和党员干部讲纪律，告诉他们怎么去做。1946年7月，毛泽东在《注意加强部队纪律教育》的指示中要求部队在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使全体指战员知道注意事项以确保其在行动时遵守纪律，前提是不得泄露机密。在毛泽东指导下，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等文件，加强对党员干部、军队人员的政治纪律教育，遏制了无纪律无组织现象的蔓延。

　　坚持多样化、有区别的政治纪律教育方式。延安时期，毛泽东强调要充分考虑到教育对象级别的高低差异、文化水平的参差不齐等现状，依据切实可行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如对知识青年“教育他们有纪律性组织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对受了处罚、思想动摇、对工作不安的党员要进行个别谈话，而且谈话前要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状况及环境，谈话时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注意说话态度等，从而达到既能使他们承担新形势下所赋予的新任务，又能够整顿党风军纪，强化向群众学习的能力，逐步建设成为抗日军队的模范之目标。在教育形式上，毛泽东倡导通过编写纪律教育主题小册子、创办简报、开展小组会等方式，深化政治纪律教育的长期性和严肃性。通过丰富多彩、深入持久的教育活动，党员干部遵规守纪意识大为提升，从而为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团结统一创造了重要条件。

　　（三）强化民主监督，构建有效的监督制约体系

　　毛泽东指出：“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强化民主监督的思想，在全党范围内构建起有效的监督制约体系，加强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建设。

　　加强党内民主化建设，坚持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认识到集体领导不仅能够防止分散主义等，还能防止党内个别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因此，他强调，“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四个服从”的基本原则，并强调这是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重要政治纪律，“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1948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健全党委制》一文中指出，要从制度层面对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进行规定，防止出现个人专权。这说明，党员服从党的领导，是服从党的路线、政策、纪律等全方位的领导，而不仅仅是某一方面或某一个人的领导，空喊或者曲解服从党的领导也是不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毛泽东也明确反对极端民主化，强调扩大党内民主生活不能走向极端民主化，甚至走到破坏党的纪律的地步。

　　强化党外民主建设，形成对党的全方位监督。毛泽东指出，作为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不违背人民群众的意志这是基本的要求。延安时期，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过程中，于1940年3月创造性地提出“三三制”的政权构成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使党外人士既能参与到政权建设中，又能监督党员干部的行为。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导下，地方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行政法、干部政纪法、刑事法等法规，从法制层面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1948年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对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党的一切支部在讨论关于群众切身利益的相关问题的会议上，包括对自身进行批评和检讨的会议，都要有党外群众参加，要破除群众对党组织和会议的神秘感，“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在这一制度体系下，人民群众许多有益于党和政府建设的建议被采纳，既监督了党员干部，又极大地调动了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扩大了抗日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

五、延安时期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主要特点

　　延安时期，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是在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解决了党面临的诸多难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将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摆在首要位置

　　将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摆在首要位置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正确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党才能更好地实现阶级领导，执行阶级政策，最终达成阶级的政治目的，这是党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党的建设和布尔什维克化过程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因此，为了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一贯倡导从党的历史中去学习经验，要求具有研究能力的同志都要积极主动研究马列主义、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在过去所制定的政治路线，更深刻地认识党在历史上出现的问题。他指出，学习党史的目的在于把党在历史上走过的路搞清楚，从而更好地认识今天的路线和政策，创造出适合今天的一些新的东西。对于党内部分同志担心谈论或承认党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会给敌人以攻击之口实，毛泽东指出，必须毫无保留地揭发以前所犯的错误，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之，这样才能更慎重做好后来的工作。为了推动全体党员干部理解并全面贯彻党正确的政治路线，一方面，毛泽东撰写《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等文章，详细论述了党自成立以来所制定和实行的路线政策，指出其不是一开始就是错的，而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变化发展的现实没有作出相应调整导致的；另一方面，他还亲自阅读党的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的党史文献，主持编写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党史文献供党员干部学习，以使他们明白为什么党现在会选择这样的政治路线，从而更加坚定他们贯彻执行的决心。

　　（二）紧紧围绕党的主要工作进行党的政治建设

　　紧紧围绕党的主要工作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一个主要特点。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思考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围绕党的主要工作的开展而持续深化的。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是党的主要工作之一。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正式创刊，毛泽东在为其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1943年7月12日，他在《质问国民党》一文中再次深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呼吁爱国的国民党人起来制止内战危机，共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外，中国革命的显著特征就是长期性，这一特征决定了党的另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必须做好经济建设工作，这样才能满足长期革命战争与人民的物质需要，才能获得全体党员干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定信赖和衷心拥护。这一必要性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更加迫切。毛泽东指出，离开了经济工作，只与党员干部、群众谈学习和革命等问题，只能是一些空话；任何对经济工作敷衍了事，只知向人民索取而不会给予的同志，都不是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为此，毛泽东号召党员干部要学会做经济工作，根据农村环境适当处理经济问题等，改善军民生活条件。在毛泽东和党中央指导下，全党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有效解决了物资短缺的问题。但是，部分领导干部担心军队官兵从事农业生产或帮助群众生产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对此，毛泽东认为这样不仅不会妨碍军队的战斗，反而会获得群众更多的同情和拥护，促进群众对党的政治路线的理解与支持。为了更好地促进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强调各级党部等机构的负责同志必须注意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要克服经济工作中各自为政、闹独立等恶劣现象，“建立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落实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思考始终紧紧围绕党的主要工作展开，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完善，以使不断布尔什维克化的党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三）牢牢抓住党的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不放松

　　牢牢抓住党的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不放松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信仰坚定、德才兼备的党员干部不仅直接影响着人心向背，而且直接关系党的路线、方针等贯彻彻底与否。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但是，党的干部囿于自身阶级出身，头脑中或多或少都带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了清除他们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一方面，毛泽东要求他们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要轮流到党的各个学校参与学习培训。为了引起党的干部对学习的重视，毛泽东常常利用空闲时间亲自为其授课，以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方式强化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与信仰。另一方面，毛泽东要求党的干部要深入实践研究实际的社会问题，同工农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只有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能力，坚定政治信仰。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为了培养出一批这样的同志，在毛泽东建议下，1939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张闻天为部长的干部教育部，专门负责干部教育的方针制定、教学、招生等各方面的工作，推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制定具体计划。此外，还建立了党的建设、马列主义等研讨会，激发党员干部的学习热情。在这样的干部教育模式下，党培养出大量的人才充实到各个部门、各个根据地，领导党的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有效加强了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保证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

　　（四）紧密结合党的建设的其他方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紧密结合党的建设的其他方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延安时期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党的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不存在脱离其他建设而独立存在的建设。毛泽东一贯重视加强思想建设，坚持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更要在思想上入党。延安时期，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加入党组织，这既在短时间内促进了党员队伍的壮大，也导致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涌入党内，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构成了严峻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指出，只有抓住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同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积极的党内斗争，并对其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才能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否则“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只有加强思想教育，解决了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极端民主化等，将党内思想统一起来，解决好党员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全部入党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朝着共同的政治目标前进，促进全党上下准确无误地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政策策略等，实现政治上的一致、组织上的巩固。关于作风建设。毛泽东指出，党风可以凸显出党员的世界观、党性等，党的作风好不好，党员的言行最有代表性；一个党员的作风好或不好，其实质就是党性纯不纯的问题，是政治信仰坚定与否的问题。为了解决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通过撰写文章批判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号召党员干部同这些不正之风作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养成良好的作风，树立纯洁的政治信仰。在紧密结合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过程中，党的政治建设得到不断加强，为党领导全体党员干部和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延安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生动实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思想，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难题，正确地指导了党领导党员干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的伟大实践，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虽然党面临的世情、国情和党情等与延安时期相比已大不相同，但毛泽东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的理论依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应该从研究延安时期毛泽东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出发，不断扩大研究范围、增加研究对象、丰富研究内容，总结出更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为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的领导核心提供理论支撑。

　　（作者：尚肖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红宝石hbs最新网站2021级博士研究生）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学科建设研究”（22BDJ083）、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创计划项目“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研究”（2023-KY-04）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0期